刘光裕：商代有篇籍

据《史记·三代世表》，从商汤至殷纣王，凡二十九王[1]。《竹书纪年》记商代二十九王，四百九十六年；[2]商汤距今大约三千五六百年。商代有篇籍，这是可以肯定的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首先，是《尚书》中的《盘庚》三篇。

《尚书》现存“商书”十七篇，其中有些可能是后代史官补记的，但是《盘庚》三篇无可怀疑是商代留存的文献。《盘庚》三篇，是殷商君主盘庚三次告谕臣民的文告。叙述具体，语气逼真，其中历史事实可与殷墟甲骨文资料验证。司马迁说：“帝盘庚崩，弟小辛立……百姓思盘庚，迺作《盘庚》三篇。”[3]现代历史学家范文澜说：“《盘庚》三篇是无可怀疑的商朝遗文（篇中可能有训诂改字）。”[4]当年《盘庚》中文字，理当与甲骨文一类。文献学家劳幹说：“把《尚书》中的‘盘庚’中篇用甲骨文来写，是不生太大问题的。”[5]今天学术界对《盘庚》三篇是殷商遗文，基本上没有异议。

其次，是《诗经·商颂》。

留存至今的商代篇籍，另有《诗经》中《商颂》五篇。

据《国语·鲁语》记载：“昔正考父校商之名《颂》十二篇于周大师，以《那》为首。”[6]这一史料，是春秋时人对西周之事的追记。正考父，西周宣王时宋国大夫，孔子七世祖。周大师，西周王室的乐官，职掌《诗》教。[7]《那》是《商颂》首篇，祭祀成汤的乐章。正考父之事另见于《毛诗》：“微子至于戴公，其间礼乐废坏。有正考父者，得《商颂》十二篇于周之大师。以《那》为首。”[8]宋国为商王后裔，周天子因此允许宋国用商代礼乐祭祀先王。正考父，宋戴公时大夫。宋自微子立国，到戴公凡七世。戴公因礼乐“废坏”，命正考父到西周王室校《商颂》。所以，有人认为正考父是比孔子更早的校雠家。宋国校《商颂》的目的是正礼乐而祀先王。《商颂》原有十二篇，现存五篇，七篇已佚。

正考父“校商之名《颂》十二篇于周大师”[9]。那么，周大师的《商颂》来自何处？《史记·殷本纪》载：“殷之大师、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。”[10]殷大师，商王室乐官，《商颂》由殷大师执掌。商纣王灭国之际，殷大师、少师降周，随之把《商颂》带到西周。西周把《商颂》接收过来，表示完成国家权力的交替。周大师掌管的《商颂》源自商王室，具体来源就是降周的殷大师。

《商颂》十二篇，每一篇都包括乐、舞、诗三部分，其中诗就是商代篇籍。《商颂》是祭祀成汤、高宗、中宗等商代先王的，所以这十二篇有可能比《盘庚》更早。不过，诗中有些文辞看上去经后人修饰过。宋国将《商颂》用于祭祀时，原来的商代文字不能不改成周代文字——籀文，原来的商代词语不能不改成周代雅言。随着文字与词语的转换，《商颂》原来文辞有些修改难以避免，不必因此怀疑它们本是商代作品。

西周初年的《尚书·多士》，记载周公对殷商遗民说的一段活：“惟尔知，惟殷先人，有册有典，殷革夏命。”《尚书》孔传解释说：“言汝所亲知，殷先世有册书典籍，说殷改夏王命之意。”[11]周公说“有册有典”，这是商代有典籍的重要文献证据。郭沫若根据“惟殷先人，有册有典”这句话，指出：“殷代除了甲骨文之外一定还有简书和帛书。”[12]

商代文化实际上已经相当繁荣。然而，商代篇籍留存很少，可以确认是商代作品的更少。除了时间太久之外，西戎攻陷镐京与西周灭国是重要原因。当年西周接收的商代文献，如殷大师降周时带去的《商颂》等，全都保存在王室。西周灭国之时，王室的典章文物遭灭顶之灾，全部毁于西戎战火，商代文献与西周文献随之毁于一旦。到东周，只留下《盘庚》《商颂》等少数商代文献。其实，西周文献也是留下很少。商周留下文献很少，必须考虑西戎攻陷镐京与西周灭国这个原因。春秋时的孔子研究殷礼，有“文献不足”之叹。商代篇籍的繁荣面貌，经过西戎灭周的战火，从此就无法完全恢复了。

今天许多学者认为商代已经使用简策，商代篇籍是简书。

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：

竹木应用于书写的起源已不可考，但其时间必然很早。战国时代以前的简策，早已湮灭，但由古文字及典籍的记录中仍可看出，竹木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书籍材料。“册”字象征着一捆简牍，编以书绳二道；最早见于殷代甲骨卜辞。和册字有关的“典”字，象征着“册”在几上，亦见于两周金文。这两个字，常指史官记录帝王诰命的文件。两汉承袭此制，以简牍册封，传达王命，沿用直至公元后5世纪。许多周代的文籍，皆记载着竹简木牍大量应用于命令、祝祷及公文。……武王克商后，援引史实以作前例，《尚书》“多士”说：“惟殷先人，有册有典，殷革夏命。”显然，不仅在周代，殷初已用简牍作为正式公文、祝祷和档案了。……中国各种书写材料之使用，大致可分为三期：①竹简、木牍：自上古至公元后3或4世纪。②缣帛：自公元前5或6世纪至公元后5或6世纪。③纸：自公元前后直至现代。[13]

钱存训断言“殷初已用简牍作为正式公文、祝祷和档案”，获得文献学家劳幹的赞同。劳幹说：“以甲骨文中的‘册’字，可以证明古代文书必用许多根竹简来写，再行用绳索编连。”又说：“现存的龟甲及兽骨是本来用为占卜，其用于记事，就一般性来说，只是占卜的附属用途，而正式记事应仍靠用竹简。”[14]

历史学家李学勤也认为，商代书籍是简册。他说：“商周两代的史官的职务在于书写掌管典册，所以其官名也称做‘作册’。‘作册’这个词在武丁卜辞里就有了。我们看甲骨文的‘册’字，像以竹木简编组成册之形，相参差的竖笔是一支支的简，联贯各简的横笔是编册用的绳。这确切证明，商代已有简册，这才是当时的书籍。相信将来会在考古发掘中，看到商代简册的实物遗存。”[15]

· 参考文献 ·

1 “从汤至纣二十九世。” 《史记》卷13，《史记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9年标点本，第500页。

2 方诗铭、王修龄校注：《古本竹书纪年辑证》（修订本）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40页。

3 《史记》卷3《殷本纪》，第102页。

4 范文澜：《中国通史简编》（修订本 第一编）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55年，第116页。

5 劳幹：《<中国古代书史>后序》, 钱存训著，郑如斯增订：《印刷术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》，北京：印刷工业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133页。

6 徐元诰：《国语集解》“鲁语下第五”，王树民、沈长云点校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2年，第205页。

7 《周礼注疏》卷23：“大师掌六律六同。……教六诗，曰风，曰赋，曰比，曰兴，曰雅，曰颂。” 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年，第795-796页。

8 《毛诗·那小序》，《毛诗正义》卷20-3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620页。

9 徐元诰：《国语集解》“鲁语下第五”，第205页。

10 《史记》卷3，第108页。

11 《尚书正义》卷16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20页。

12 郭沫若：《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》，《奴隶制时代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73年，第252页。

13 钱存训著，郑如斯增订：《印刷术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》，第59—60页。

14 劳幹：《<中国古代书史>后序》, 钱存训著，郑如斯增订：《印刷术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》，第134页。

15 李学勤：《古文字学初阶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3年，第61—62页。

作者简介

刘光裕（1936- ），江苏武进人。 中国著名编辑学家，编纂中国出版通史的最早倡导者之一。 1959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，留校执教。 1970年，借调至山东省革委写作组。 1973年，全国十家直属中央的综合大学学报奉命复刊，山东大学《文史哲》为其中之一。 刘光裕回到山东大学，任《文史哲》编辑部副主任（主任空缺），全权负责复刊事宜。 1975年初，重回山东省革委写作组。 1978年，任山东省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副主任。 1979年夏，再次回山东大学出任《文史哲》编辑部主任。 《文史哲》发行量在1982和1983年居全国同类刊物之首。 1984年冬，辞去学校行政职务，回中文系教书，绝意仕途，埋头读书。 1996年退休。 著有《编辑学论稿》（山东教育出版社，1989年）； 《柳宗元新传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9年。 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年再版）； 《编辑学理论研究》（山东教育出版社，1995年）； 《历史与文化论集》（中国文学出版社，2004年）； 《先秦两汉出版史论》（齐鲁书社，2016年）； 《蔡伦造纸与纸的早期应用》（齐鲁书社，2021年）等学术著作，另有文艺学、哲学、经学、史学、文字学等方面论文数十万字，其中数篇文章被《新华文摘》、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。

来源： 出版六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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